有关大连医科大学历史的几个片段
我教研室的建立、发展和工作质量不仅是和整个学校的发展相关，更是和各个时期国内国际的大环境相关的。本附录主要回顾校史中的几个片断，并衬托当时国际或国内的大气候。
二战结束后旅大的基本情况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苏联军队接管大连，这意味着大连的解放，结束了日本的统治。斯时苏军实行军管，国、共两党都未公开活动。当年10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派遣以韩光为首的干部队伍来到大连，建立地下党政组织。韩光原为二十年代末海参崴的苏共党员，后加入东北抗日联军，因熟悉俄文及工作需要，被调来大连。当时党未公开，是出于形势的需要，和国统区地下党情况不同。当时的苏军为何要接管大连呢？在二战结束前夕，美、英、苏三国政府首脑于1945年2月4-11日背着中国政府在苏联的雅尔塔签署了一个《雅尔塔协定》。这个协定规定苏联在德国投降、欧洲战争结束两到三个月后参加对日作战，并以允诺苏联恢复沙俄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特权（包括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确保苏联在国际商港大连的优越权益、共管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等）作为交换条件。这是强权政治和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是苏军进驻大连的历史背景。后经当时的国民政府的交涉和力争，将大连改为开放的自由港，旅顺口海军基地由中苏两国共同使用，为期30年。
早期的大连临时医学专科学校
“地下”党根据对时局的展望，在大连对各方面的工作都在进行策划和准备。在医药方面，日本统治时代只留下了有限的中国医生和少数受过部分医学教育的中国青年。据大连史志网（http://szb.dl.gov.cn/003/ 002/28547_28626.htm）刊载，1945年全市卫生机构24所，其中有医院18所；医务人员总计1425名，大多数为日本人，其中中国医务人员仅有113名，占7.9％。另外，还有少数受过部分医学教育的中国青年。1946年12月21日，地下党组织的“大连临时医学专门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当时大连市的卫生局局长王步君兼任校长，校址设在长春路原“红十字医院”。上述这些中国青年被安排在一个“特设班”里学习，继续接受医学教育。学员除有后来在我校工作的张颖悟、孙廷魁、王有生外，还有康灵源、初学俭、王太运、张德明、林宗哲、徐考、崔铭熏、孙廷弼、白恒寅、贾信卿等。他们日后成为大连市光复后早期医务界的骨干。当时大连市除“临时医专”（是大连医学院的前身）外，还有“大连工专”（解放前称“南满工专”）和“大连电专”（都是大连工学院的前身，南满工专光复时先由苏军接管，后移交给中国人，大连电专又叫“电讯学校”）、“大连外语专科学校”（外专，主要为俄语，为以后大连外语学院的前身）、“大连司机学校”（实为“坦克学校”）、和“大连警察学校”，共五所学校；后五所学校中，除工专外，各校均由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前身管辖。
从大连临时医学专科学校到五年制大连医学院
1947年2月2日，经旅大是第二届临时参议会决定成立的 “大连医学专科学校”（即“大连医专”）在柳林街98号成立，学制三年。原大连“临时医专”撤销，学生合并过来，并为他们成立了特设班。王步君仍兼任大连医专的校长。大连医专第一期共录取新生203名。1947年4月4日，大连市改为“关东公署”，与此相应，“大连医学专科学校”改为“关东医学专科学校”，随即于同年改为“关东医学院”。4月23日关东医学院首届新生150人报到，1947年5月4日开学典礼，关东医学院正式宣告成立。1948年上半年，王步君调离，林镜吾、苑国华继任正副院长，同年8月苑国华调离，李震勋继任副院长。1949年1月，大连成立“大连大学”，4月15日首批新生开学典礼，正式宣布成立“大连大学”，由李一氓（1903-1990）任校长。大连大学包括了大连六所学校中的医、工、电、外语，外加两个研究所。两个研究所是：原日本统治时代的大连中央试验所（光复时由苏军短期接管，为中科院化学物理所的前身），和大连卫生研究所（解放后改为大连生物制品所，后内迁成都）。此时“大连关东医学院”改称“大连大学医学院”，由沈其震任院长，学制改为五年。大连大学1950年7月根据东北人民政府命令撤消，7月23日第二任大连大学校长吕振羽在全体教职员工大会上正式宣布了此一命令，并同时宣布“大连医学院”的成立，后者划归东北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领导。
几位院长
沈其震院长：沈院长（1906-1993）在同济大学医学院读完基础医学后，转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于1931年获医学博士学位，是中国人民军队卫生事业的创建人之一。沈院长是我院成为五年制本科后的第一任院长。他1949年来我院后，狠抓了三件大事：一是充实师资，二是增添设备，三是在星个浦星海三站建设新校舍。关于师资，他从港、台、上海和国内一些大城市招募了很多知名的学者教授、和一批年富力强的知识分子充实师资队伍，使当时大连医学院的师资的水平在国内的新建院校里居于前列。50年代我院的前期（即基础医学部分）就有知名教授、副教授多人，其中包括：李昌甫、邱琼云*（生化，后者后转药理），吴襄（生理），张毅（药理），魏曦、陈立予*（微生物），杨简（病理）、何琦、伍律*、沈雨侬*（生物），乔树民、薛庆煜*（卫生学），吴汝康（解剖），马秀权*（女）、薛社普*（组胚），汪民视（寄生虫），陈世聪、黄惠民*、朱兆元*（化学），白春育（体育），唐月萱*（女，图书馆）等人（以上有*者为副教授）。我生化还有讲师林钧材、涂长晟、沈士弼、江建新四人。在这些知名教师在教学和师资培养上为我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们被评选为中科院院士的就有魏曦（1955）、吴汝康（1980）、杨简（1980）、薛社普（1991）等四人；还有50年代初期在我院学习的韩济生（曾在生理高师班学习，师从吴襄）、陆士新（五一级学生）和吴新智（年轻教师，师从吴汝康）分别于、1993、1997和199９年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加上沈院长（1955），曾在我校任职的教工或学生中，就有八人后来成为院士。从这个侧面可反映出当时的师资队伍的高质量。沈院长在抓人才的同时，广泛地和教师们交朋友，和广大教师铸成了水乳交融的关系；他常深入到各个教研室，想教师所想，急教师所急，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沈院长深知，办好学校广大教师是关键。在抓设备方面，沈院长在访问东德时，还亲自从东德采购了大批实验器材，对提升我院的教学科研水平起了关键的作用。生化就是当时几个受益最大的教研室之一。新校舍于1952年竣工，1953年春我院从西岗区一二九街（一部）和五四路（二部）迁到了星海三站的新校舍。原一部有生物、化学、物理、生化、寄生虫、图书馆等科室；原二部有党政机关、生理、药理、病理、微生物、卫生学等科室。沈院长在我院工作时间不长，仅约两年余（1952年末调离），但时至今日仍然受到广大教职员工的爱戴、尊敬与怀念。
王辅民副院长： 1950年王辅民被调来我院，协助沈院长工作，任副院长兼党组副书记。沈院长于1952年调离后，由林镜吾继任院长。林院长很快离去后，李震勋任代院长及党组书记，王辅民任党组副书记，旋即被任命为党委书记。王书记继承了沈院长的优良传统，也和广大教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深受广大师生的爱戴。在他主政时，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采取了和风细雨的方式，当时称之为“神仙会”。大家敞开心怀交谈，实行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的三不方针。1956年初，在肃反运动之后，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王院长携院长助理涂长晟赴会。在会上交流了我院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做法和体会。同年末，卫生部高教司派以中山医大党委书记柯麟为首的调查组深入到全国一些高等医药院校，了解各院校的工作，尤其是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情况。在视察了许多院校之后，最后来到我院。他们经初步了解，认为我院的工作很有特色，值得系统总结。但调查组很多成员是原单位的有关负责人，外出时间已经很长，经请示领导，决定让调查组各成员回去，处理各自单位的事务，并作短期休整后，再回来花时间蹲点总结我院经验。高校调查组还没有回来蹲点，就开始了“反右运动”的前奏。1957年的反右运动结束后，1958年中央布置反右补课（即第二次反右），在极左路线的影响和操控下，我校的“补课”矛头直接指向党委书记王辅民、党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黄易明、代院长李震勋、和团委书记刘力加，他们声称挖出了以王辅民为首的所谓“王、黄、李、刘反党集团”。在十四名党委委员中，有七名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另七名也作为重点批斗对象。在这次“补课”中，反党头目康生欺上压下，致使我院党委被中央钦定为“右派反党集团”（见中发1958[816]号），这极大地挫伤了我院的元气，王辅民书记和他的那些同事也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改革开放以后，于1986年，中央组织部正式下达文件，为我院原党委平反。以王辅民书记为首的当时院党委很好地贯彻了党中央制定的对知识分子“教育、团结、改造”的方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采取群众运动、而用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这在极“左”盛行的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反右以后，我院开始走下坡路，每况愈下，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文革后，王辅民好几年在总务处工作，回调大连后，不久即被调往北京首都医院（即协和医学院）任党委书记，直至退休。
周洪生院长： 周洪生院长（1915-1996）在第二次反右期间，1958年6月由中央派来我院任党委第一书记兼院长，任务是来夺取“被资产阶级篡夺的领导权”。在周院长任期内，他经历了六件大事：一是反右的收尾，二是1958年的大跃进，三是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四是受大连市委的委任，担任陈少景专案组的组长，把党的干部陈少景打成叛徒和特嫌，五是执行卫生部1965年关于我院南迁的决议，六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遗憾的是，周书记在我院期间正值极左泛滥，他的工作也免不了受到极左的影响。我教研室的工作，受这些政治运动的冲击，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周书记在那时期所经历的政治运动，基本上已被否定。关于反右，中央组织部已在1986年专门下达文件给我院当时的党委平反。反右倾是大跃进的继续，反右倾中，周洪生是党内的批判对象，原因是他同情彭德怀。此后，极左路线变本加厉，我校的元气也进一步下滑。陈少景已于1979年平反。关于南迁，1965年卫生部原决定是去四川自贡市的，后来西南局考虑三线建设部署，提出改迁贵州。在执行中，周书记出于种种考虑，把原来中央要求青岛医学院和我院各自抽调部分教职员工联合内迁的，改为由我院单独内迁；在选址上，以遵义市为内迁城市，也是周书记定下来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周书记作为我院的“头号走资派”，经历了残酷的批斗，罪名是执行了“比王、黄还要王、黄的右派路线”，并进了“牛棚”；在1968年成立学院革命委员会时，又被三结合了进来，恢复了工作。七十年代初，在为遵义医学院很多职工患怪病的奔走中，周书记在从贵阳回遵义的路上，出了车祸，老司机王秉基不幸遇难，被甩出小车的周书记受了外伤，幸存了下来。八十年代初期，周书记在遵义退休，退休后随夫人定居于宁波。周书记的老红军深入实际而又清廉的工作作风，一直为广大职工所称颂。1996年，周书记病逝于宁波，终年81岁。
内迁遵义
1966年夏，文化革命开始，教学与科研全部停止。在经历校内群众组织的对立和武斗（有伤亡）、一切瘫痪的情况下，1968年8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我院，同年10月30日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由革命群众、解放军、革命干部三方面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大连医学院革命委员会。秋天，在工军宣队的领导下，全体师生员工背上行李，徒步拉练到庄河县进行斗批改。革命委员会成立还不到三个月，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向卫生部军管会提出尽快搬迁大连医学院的要求。我院革委会做出了积极的响应，立即从庄河撤回斗批改的队伍，全面投入搬迁的准备。从确定内迁人员名单（包括随迁职工联系调动）、办理搬迁手续，到物资的登记包装和运输，仅短短80天的时间，仓促完成了内迁。据统计，此次学院实际内迁职工432人（占学院职工的59%）；附属一院内迁职工268人；附属二院内迁55人；妇婴分院内迁36人。职工总数为791人。随院内迁的六四、六五两个年级学生计429人；职工家属1141人。”（以上统计数字引自张乾增、刘国雄“大医的创办、内迁及重建”，载于《大连医学院五一级毕业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丘涟滨主编，2006年，北京，第1-4页。）内迁后，星海三站的校园全面由支左的空三军接管，改装为他们的司令部。
回调大连
由遵义回调大连之所以成功，是由以下几方面原因促成：首先是国务院于1978年批准大连医学院复办，急需教师；其次是相当多的原大连职工到遵义后患有一种诊治都有困难的怪病，造成人心浮动；再有就是遵义市虽然是历史名城，但在七十年代人口仅十七万五千人，远赶不上大连市任何一个区的人口，人口和社会设施都满足不了一个高等医学院校的要求（贵阳当时有200多万人口，可满足贵阳医学院的教学需要）。内迁八、九个年头后，尤其是招收了77届五年制本科生之后，在小城市办高等医学教育的矛盾日益突显。由于病员短少，不仅学生的实习难于保质保量，临床教师的提高所依赖的临床实践更难于保证。遵义医学院的干部和教师从不同的角度向中央反映，其中包括向军委邓小平副主席写信。给邓副主席的信是通过原我教研室教师聂剑初老师委托她在人民日报多年任报社群众工作部副主任的姐姐聂眉初的途径转递上去的。在该信成稿的过程中，当时任医科院院长的沈其震同志也很关心此事。通过聂剑初的联系，沈院长接见了给邓副主席写信的四位出差在京教师（包括张长城、张万琴、崔秀云和崔肇春—后者为执笔人）和聂剑初及其爱人、原我校马列教师胡冬生（胡老师对初稿进行了多次修改）。沈院长很关心去遵义的大连教师和医师回大连的事，希望职工的诉求得以实现。为此他对给邓副主席信的初稿提了很中肯的意见，并给了许多鼓励，也提供了很多信息。通过行政的、不同人员组合的、民间的各个渠道向中央有关领导和部门反映的情况，终于取得了效果：经卫生部同意，并得到贵州和辽宁省的配合，遵义医学院来自大连的职工，根据自愿的原则，用人员调动的方式分期分批调回大连，支援复办的大连医学院，而遵医医学院将继续办下去。1982年有600余人选择了回大连，80余名原拟回大连的医生被调到沈阳，充实辽宁省人民医院，40余人自愿留在遵义。回调的工作成为可能，不仅有遵义医学院很多干部和教师的努力，复办后的大医领导和广大干部也作了大量工作，大连市和辽宁省也对回调制定了许多优惠的政策，甚至支付了可观的资金，修建了崭新的空军司令部，才把空三军请走，回收了星海三站的校园。回调的高潮在1984年。这些回到大连的人员充实了复办的大连医学院，为学院和医院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博士点的建立
1986年初，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了我校第一批两个博士点，它们是生理和生化。建点博导分别是梅懋华和崔肇春。我校成立近60年来，虽然经历了很多政治动荡，但始终保持了一个高质量的教师队伍，这两个博士点尤其突出，其教学、科研、和师资培养工作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广泛认可。这要归功于有关党政领导和广大干部职工对它们教师引进的支持，和所提供的周边环境。这些周边环境使得我校成为一个博士点单位，这是博士点存在的基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各行各业都有了蓬勃的发展，医学教育事业也不例外。我教研室也于关键的时刻在林钧材主任的带领下，迈出了关键的步骤，致使我教研室成为东北地区最早的医学生物化学博士点。这是全体教研室成员长期努力的结果，更是整个学校实力的反映。我们知道，有的院校，单科专业力量很强，但是整体力量不够，博士点长期得不到批准。第一批博士点的建立，不仅对这两个教研室的发展，而且对基础学院和整个学校的发展，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教育纳入第三产业对教学的影响
2003年6月27日国务院下达的《国务院关于开展全国第三产业普查工作的通知》（国发2003年第47号）中，把教育归属于第三产业[注]。在这个通知的影响下，我校和全国高校一样，招生的数量扩大了。扩招的好处是，学校作为第三产业，收入增加了，教职员工的生活有所改善；其问题是，扩招的新生水平参差不齐，学习质量难以保证，毕业后的就业也加大了难度。我们一贯认为，教研室的教学和科研质量的优劣，不仅受制于整个学校的发展，更是受制于各个时期国内国际的大环境。这从另一个方面向我们提出了挑战。近来，关于把教育办成第三产业的负面效应已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相信国务院和有识之士当会提出妥善的解决办法。(注：http://www.chinalawedu.com/news/1200/22016/22017/22046/2006/3li4391701417360022170.htm)
抓住再次迁校的历史时机
2002年，在我校复办二十四个年头之后，我校领导又决定搬迁到旅顺郊区龙王塘。这个决定引起广大教职员工的广泛关注。截至2006年底，总投资达十五亿的新校舍一期建筑群业已封顶，目前内外部的装修正在紧张地进行中。预定2007年暑假中要搬迁完毕，秋季开学后，教学科研都将在新校舍进行。我们的党委老书记王辅民同志在五一级军干班毕业50周年的纪念大会（2006年9月13日）的讲话中说到，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大医在教学、科研、医疗的质量和水平上，赶上甚至超过东北的三个老校”。老书记的殷切期待，表达了广大校友和在校员工的心声。让我们欣慰的是，校领导几年前已经提出，“我们要一手抓新校园建设，一手抓学校内涵发展。”我们期待着两手抓都要落到实处，并要为此贡献出我们自己的力量。美丽的校园正在向我们招手，当我们拥抱她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当前，东北各个兄弟院校的起点都很高，竞争将更加激烈，我教研室要保持业已取得的领先优势，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但愿这次搬迁所经历的一段动荡，不仅不会进一步加大我校和兄弟院校的差距，更盼能有所缩短，使其成为我校历史上的一个转捩点。
从大连临时医学专科学校到五年制大连医学院
1947年2月2日，经旅大是第二届临时参议会决定成立的 “大连医学专科学校”（即“大连医专”）在柳林街98号成立，学制三年。原大连“临时医专”撤销，学生合并过来，并为他们成立了特设班。王步君仍兼任大连医专的校长。大连医专第一期共录取新生203名。1947年4月4日，大连市改为“关东公署”，与此相应，“大连医学专科学校”改为“关东医学专科学校”，随即于同年改为“关东医学院”。4月23日关东医学院首届新生150人报到，1947年5月4日开学典礼，关东医学院正式宣告成立。1948年上半年，王步君调离，林镜吾、苑国华继任正副院长，同年8月苑国华调离，李震勋继任副院长。1949年1月，大连成立“大连大学”，4月15日首批新生开学典礼，正式宣布成立“大连大学”，由李一氓（1903-1990）任校长。大连大学包括了大连六所学校中的医、工、电、外语，外加两个研究所。两个研究所是：原日本统治时代的大连中央试验所（光复时由苏军短期接管，为中科院化学物理所的前身），和大连卫生研究所（解放后改为大连生物制品所，后内迁成都）。此时“大连关东医学院”改称“大连大学医学院”，由沈其震任院长，学制改为五年。大连大学1950年7月根据东北人民政府命令撤消，7月23日第二任大连大学校长吕振羽在全体教职员工大会上正式宣布了此一命令，并同时宣布“大连医学院”的成立，后者划归东北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领导。
几位院长
沈其震院长：沈院长（1906-1993）在同济大学医学院读完基础医学后，转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于1931年获医学博士学位，是中国人民军队卫生事业的创建人之一。沈院长是我院成为五年制本科后的第一任院长。他1949年来我院后，狠抓了三件大事：一是充实师资，二是增添设备，三是在星个浦星海三站建设新校舍。关于师资，他从港、台、上海和国内一些大城市招募了很多知名的学者教授、和一批年富力强的知识分子充实师资队伍，使当时大连医学院的师资的水平在国内的新建院校里居于前列。50年代我院的前期（即基础医学部分）就有知名教授、副教授多人，其中包括：李昌甫、邱琼云*（生化，后者后转药理），吴襄（生理），张毅（药理），魏曦、陈立予*（微生物），杨简（病理）、何琦、伍律*、沈雨侬*（生物），乔树民、薛庆煜*（卫生学），吴汝康（解剖），马秀权*（女）、薛社普*（组胚），汪民视（寄生虫），陈世聪、黄惠民*、朱兆元*（化学），白春育（体育），唐月萱*（女，图书馆）等人（以上有*者为副教授）。我生化还有讲师林钧材、涂长晟、沈士弼、江建新四人。在这些知名教师在教学和师资培养上为我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们被评选为中科院院士的就有魏曦（1955）、吴汝康（1980）、杨简（1980）、薛社普（1991）等四人；还有50年代初期在我院学习的韩济生（曾在生理高师班学习，师从吴襄）、陆士新（五一级学生）和吴新智（年轻教师，师从吴汝康）分别于、1993、1997和199９年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加上沈院长（1955），曾在我校任职的教工或学生中，就有八人后来成为院士。从这个侧面可反映出当时的师资队伍的高质量。沈院长在抓人才的同时，广泛地和教师们交朋友，和广大教师铸成了水乳交融的关系；他常深入到各个教研室，想教师所想，急教师所急，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沈院长深知，办好学校广大教师是关键。在抓设备方面，沈院长在访问东德时，还亲自从东德采购了大批实验器材，对提升我院的教学科研水平起了关键的作用。生化就是当时几个受益最大的教研室之一。新校舍于1952年竣工，1953年春我院从西岗区一二九街（一部）和五四路（二部）迁到了星海三站的新校舍。原一部有生物、化学、物理、生化、寄生虫、图书馆等科室；原二部有党政机关、生理、药理、病理、微生物、卫生学等科室。沈院长在我院工作时间不长，仅约两年余（1952年末调离），但时至今日仍然受到广大教职员工的爱戴、尊敬与怀念。
王辅民副院长： 1950年王辅民被调来我院，协助沈院长工作，任副院长兼党组副书记。沈院长于1952年调离后，由林镜吾继任院长。林院长很快离去后，李震勋任代院长及党组书记，王辅民任党组副书记，旋即被任命为党委书记。王书记继承了沈院长的优良传统，也和广大教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深受广大师生的爱戴。在他主政时，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采取了和风细雨的方式，当时称之为“神仙会”。大家敞开心怀交谈，实行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的三不方针。1956年初，在肃反运动之后，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王院长携院长助理涂长晟赴会。在会上交流了我院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做法和体会。同年末，卫生部高教司派以中山医大党委书记柯麟为首的调查组深入到全国一些高等医药院校，了解各院校的工作，尤其是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情况。在视察了许多院校之后，最后来到我院。他们经初步了解，认为我院的工作很有特色，值得系统总结。但调查组很多成员是原单位的有关负责人，外出时间已经很长，经请示领导，决定让调查组各成员回去，处理各自单位的事务，并作短期休整后，再回来花时间蹲点总结我院经验。高校调查组还没有回来蹲点，就开始了“反右运动”的前奏。1957年的反右运动结束后，1958年中央布置反右补课（即第二次反右），在极左路线的影响和操控下，我校的“补课”矛头直接指向党委书记王辅民、党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黄易明、代院长李震勋、和团委书记刘力加，他们声称挖出了以王辅民为首的所谓“王、黄、李、刘反党集团”。在十四名党委委员中，有七名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另七名也作为重点批斗对象。在这次“补课”中，反党头目康生欺上压下，致使我院党委被中央钦定为“右派反党集团”（见中发1958[816]号），这极大地挫伤了我院的元气，王辅民书记和他的那些同事也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改革开放以后，于1986年，中央组织部正式下达文件，为我院原党委平反。以王辅民书记为首的当时院党委很好地贯彻了党中央制定的对知识分子“教育、团结、改造”的方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采取群众运动、而用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这在极“左”盛行的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反右以后，我院开始走下坡路，每况愈下，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文革后，王辅民好几年在总务处工作，回调大连后，不久即被调往北京首都医院（即协和医学院）任党委书记，直至退休。
周洪生院长： 周洪生院长（1915-1996）在第二次反右期间，1958年6月由中央派来我院任党委第一书记兼院长，任务是来夺取“被资产阶级篡夺的领导权”。在周院长任期内，他经历了六件大事：一是反右的收尾，二是1958年的大跃进，三是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四是受大连市委的委任，担任陈少景专案组的组长，把党的干部陈少景打成叛徒和特嫌，五是执行卫生部1965年关于我院南迁的决议，六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遗憾的是，周书记在我院期间正值极左泛滥，他的工作也免不了受到极左的影响。我教研室的工作，受这些政治运动的冲击，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周书记在那时期所经历的政治运动，基本上已被否定。关于反右，中央组织部已在1986年专门下达文件给我院当时的党委平反。反右倾是大跃进的继续，反右倾中，周洪生是党内的批判对象，原因是他同情彭德怀。此后，极左路线变本加厉，我校的元气也进一步下滑。陈少景已于1979年平反。关于南迁，1965年卫生部原决定是去四川自贡市的，后来西南局考虑三线建设部署，提出改迁贵州。在执行中，周书记出于种种考虑，把原来中央要求青岛医学院和我院各自抽调部分教职员工联合内迁的，改为由我院单独内迁；在选址上，以遵义市为内迁城市，也是周书记定下来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周书记作为我院的“头号走资派”，经历了残酷的批斗，罪名是执行了“比王、黄还要王、黄的右派路线”，并进了“牛棚”；在1968年成立学院革命委员会时，又被三结合了进来，恢复了工作。七十年代初，在为遵义医学院很多职工患怪病的奔走中，周书记在从贵阳回遵义的路上，出了车祸，老司机王秉基不幸遇难，被甩出小车的周书记受了外伤，幸存了下来。八十年代初期，周书记在遵义退休，退休后随夫人定居于宁波。周书记的老红军深入实际而又清廉的工作作风，一直为广大职工所称颂。1996年，周书记病逝于宁波，终年81岁。
内迁遵义
1966年夏，文化革命开始，教学与科研全部停止。在经历校内群众组织的对立和武斗（有伤亡）、一切瘫痪的情况下，1968年8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我院，同年10月30日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由革命群众、解放军、革命干部三方面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大连医学院革命委员会。秋天，在工军宣队的领导下，全体师生员工背上行李，徒步拉练到庄河县进行斗批改。革命委员会成立还不到三个月，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向卫生部军管会提出尽快搬迁大连医学院的要求。我院革委会做出了积极的响应，立即从庄河撤回斗批改的队伍，全面投入搬迁的准备。从确定内迁人员名单（包括随迁职工联系调动）、办理搬迁手续，到物资的登记包装和运输，仅短短80天的时间，仓促完成了内迁。据统计，此次学院实际内迁职工432人（占学院职工的59%）；附属一院内迁职工268人；附属二院内迁55人；妇婴分院内迁36人。职工总数为791人。随院内迁的六四、六五两个年级学生计429人；职工家属1141人。”（以上统计数字引自张乾增、刘国雄“大医的创办、内迁及重建”，载于《大连医学院五一级毕业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丘涟滨主编，2006年，北京，第1-4页。）内迁后，星海三站的校园全面由支左的空三军接管，改装为他们的司令部。
回调大连
由遵义回调大连之所以成功，是由以下几方面原因促成：首先是国务院于1978年批准大连医学院复办，急需教师；其次是相当多的原大连职工到遵义后患有一种诊治都有困难的怪病，造成人心浮动；再有就是遵义市虽然是历史名城，但在七十年代人口仅十七万五千人，远赶不上大连市任何一个区的人口，人口和社会设施都满足不了一个高等医学院校的要求（贵阳当时有200多万人口，可满足贵阳医学院的教学需要）。内迁八、九个年头后，尤其是招收了77届五年制本科生之后，在小城市办高等医学教育的矛盾日益突显。由于病员短少，不仅学生的实习难于保质保量，临床教师的提高所依赖的临床实践更难于保证。遵义医学院的干部和教师从不同的角度向中央反映，其中包括向军委邓小平副主席写信。给邓副主席的信是通过原我教研室教师聂剑初老师委托她在人民日报多年任报社群众工作部副主任的姐姐聂眉初的途径转递上去的。在该信成稿的过程中，当时任医科院院长的沈其震同志也很关心此事。通过聂剑初的联系，沈院长接见了给邓副主席写信的四位出差在京教师（包括张长城、张万琴、崔秀云和崔肇春—后者为执笔人）和聂剑初及其爱人、原我校马列教师胡冬生（胡老师对初稿进行了多次修改）。沈院长很关心去遵义的大连教师和医师回大连的事，希望职工的诉求得以实现。为此他对给邓副主席信的初稿提了很中肯的意见，并给了许多鼓励，也提供了很多信息。通过行政的、不同人员组合的、民间的各个渠道向中央有关领导和部门反映的情况，终于取得了效果：经卫生部同意，并得到贵州和辽宁省的配合，遵义医学院来自大连的职工，根据自愿的原则，用人员调动的方式分期分批调回大连，支援复办的大连医学院，而遵医医学院将继续办下去。1982年有600余人选择了回大连，80余名原拟回大连的医生被调到沈阳，充实辽宁省人民医院，40余人自愿留在遵义。回调的工作成为可能，不仅有遵义医学院很多干部和教师的努力，复办后的大医领导和广大干部也作了大量工作，大连市和辽宁省也对回调制定了许多优惠的政策，甚至支付了可观的资金，修建了崭新的空军司令部，才把空三军请走，回收了星海三站的校园。回调的高潮在1984年。这些回到大连的人员充实了复办的大连医学院，为学院和医院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博士点的建立
1986年初，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了我校第一批两个博士点，它们是生理和生化。建点博导分别是梅懋华和崔肇春。我校成立近60年来，虽然经历了很多政治动荡，但始终保持了一个高质量的教师队伍，这两个博士点尤其突出，其教学、科研、和师资培养工作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广泛认可。这要归功于有关党政领导和广大干部职工对它们教师引进的支持，和所提供的周边环境。这些周边环境使得我校成为一个博士点单位，这是博士点存在的基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各行各业都有了蓬勃的发展，医学教育事业也不例外。我教研室也于关键的时刻在林钧材主任的带领下，迈出了关键的步骤，致使我教研室成为东北地区最早的医学生物化学博士点。这是全体教研室成员长期努力的结果，更是整个学校实力的反映。我们知道，有的院校，单科专业力量很强，但是整体力量不够，博士点长期得不到批准。第一批博士点的建立，不仅对这两个教研室的发展，而且对基础学院和整个学校的发展，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教育纳入第三产业对教学的影响
2003年6月27日国务院下达的《国务院关于开展全国第三产业普查工作的通知》（国发2003年第47号）中，把教育归属于第三产业[注]。在这个通知的影响下，我校和全国高校一样，招生的数量扩大了。扩招的好处是，学校作为第三产业，收入增加了，教职员工的生活有所改善；其问题是，扩招的新生水平参差不齐，学习质量难以保证，毕业后的就业也加大了难度。我们一贯认为，教研室的教学和科研质量的优劣，不仅受制于整个学校的发展，更是受制于各个时期国内国际的大环境。这从另一个方面向我们提出了挑战。近来，关于把教育办成第三产业的负面效应已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相信国务院和有识之士当会提出妥善的解决办法。(注：http://www.chinalawedu.com/news/1200/22016/22017/22046/2006/3li4391701417360022170.htm)
抓住再次迁校的历史时机
2002年，在我校复办二十四个年头之后，我校领导又决定搬迁到旅顺郊区龙王塘。这个决定引起广大教职员工的广泛关注。截至2006年底，总投资达十五亿的新校舍一期建筑群业已封顶，目前内外部的装修正在紧张地进行中。预定2007年暑假中要搬迁完毕，秋季开学后，教学科研都将在新校舍进行。我们的党委老书记王辅民同志在五一级军干班毕业50周年的纪念大会（2006年9月13日）的讲话中说到，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大医在教学、科研、医疗的质量和水平上，赶上甚至超过东北的三个老校”。老书记的殷切期待，表达了广大校友和在校员工的心声。让我们欣慰的是，校领导几年前已经提出，“我们要一手抓新校园建设，一手抓学校内涵发展。”我们期待着两手抓都要落到实处，并要为此贡献出我们自己的力量。美丽的校园正在向我们招手，当我们拥抱她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当前，东北各个兄弟院校的起点都很高，竞争将更加激烈，我教研室要保持业已取得的领先优势，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但愿这次搬迁所经历的一段动荡，不仅不会进一步加大我校和兄弟院校的差距，更盼能有所缩短，使其成为我校历史上的一个转捩点。
